每一個藝術領域幾乎都有因基礎不穩所導致的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情形。分門看來，能表達出一種共通情感，讓大家可以認同的畫家，諸如張大千、黃君壁、朱銘、席德進；音樂家，如許常惠、李泰祥、許博充、溫隆信、賴德和；作家，如黃春明、陳映真、司馬中原、白先勇等，全在四十歲左右，甚至遠超過這個年齡。三十歲左右和三十歲以下的藝術工作者中，沒有幾個使人覺得有這樣的潛力，或已創造出超越前人成就的。
由音樂發展出來的舞蹈，以雲門舞集為例，由於有一九五○到六○年代的音樂家、美術家創造的氣氛和努力工作的結果，使舞蹈在七十年代贏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尊重，但在實質內容上，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證明所做的事情夠不夠厚實。
就戲劇而言，我們有承繼傳統的平劇及地方戲。地方戲劇已到了繼絕存亡的時候；平劇界，在外國可當國寶級的演員，今天常只不過是軍中劇團裡的普通演員。他們對現實生活，尤其在經濟上，有一種失意之感。很多劇校畢業生因此改行演電影，對從事平劇工作不十分熱衷。
功利色彩介入
這些現象顯示，與臺灣經濟起飛平行的是，功利色彩介入了藝術工作。一個有作曲潛能的音樂系學生，面臨「我到底要回家教小朋友，一小時收一千塊錢，還是少賺一千塊錢而去寫曲子」的抉擇時，抉擇往往很清楚，他要賺錢。
沒有畫廊前，繪畫的人因喜歡而畫畫。有了畫廊後，畫家找到了很現實很固定的目標。
文化藝術上的成就，常是由於藝術家執著興趣，做時一路苦哈哈地缺錢，但終究做了出來。現在往往會聽到藝術家說：「我先賺了錢再回來工作。」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那一個藝術家賺了錢後，仍在創作上更上層樓。
隨時勢所趨，現代的年輕人太功利、太現實，事實上，這和社會環境及教育制度也有關連。在經濟掛帥的前題下，我們教育的力量似乎非常微弱，好像變得沒有聲音，並沒有想辦法平衡這樣的現象。
面對這個問題，傳播媒體也沒有主張，呈現急功近利的作為，沒有發揮穩定的力量。常在同一天的報紙，一邊刊登半裸體照片，一邊用社論批評社會風氣。
深入檢討，我不能講經濟的發展對文化完全不好。正因有了錢，繼十大建設之後，我們有了包括文化建設在內的十二大建設，有了各種的文藝活動，也開始蓋文化中心。
但是，我覺得我們太急於表現物質上有形的建設，缺乏長程的計畫，不重視人才的培養。
例如，文化中心蓋好了，但中心裡沒有經理人才，舞臺工作人員。本地的藝術團體也不能提供足夠的水準以上的節目，只好請國外的藝術團體來表演。
引進國外的東西給我們帶來一個「有咖啡也有茶」的時代。但如一味說這些東西好，而不警覺它的警告和壓力，到最後變成只有咖啡沒有茶，是很慘的事。
我們必需重視國內本地文化和外國文化影響的消長。雖應有唐代包容的心情，切不可使包容變質為「倒灌」，而與質和量平等的「交流」背道相馳。因為這種情形累積下來，很可能導致民族自尊心喪失，一切東西都不如人。
至於該怎麼做，我認為，政府應有明確的制度和長遠的看法；藝術家應察覺本身問題所在；民間應在金錢和工作上呼應文化建設。工商企業界也應正視、參與到文化活動及投資方面。事實上，從推動籃球、棒球到醫院，工商界已做得很好，我想，下一步應該是文化。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政府可把人才的培養和藝術的普及併在一起做，推動藝術家到收入較低、需要協助的偏遠地區表演。一方面，藝術家走出自己的生活，才會獲得刺激和回應；一方面，政府應定訂制度，給他們適當的獎助。如果政府持正常的途徑做這些事，藝術家也就不那麼容易被商業的勢力捲進去，至少他有個選擇的可能性，「我要做我的創作，窮一點，但是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