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那一堂「法文動詞的虛擬過去式」文法課上，學生質疑為什麼要去學這種己經沒有人這樣用，這樣說的文法時，貝加度既有捍衛傳統文法的理念，也不能不坦承只有偏愛矯情做作的布爾喬亞階層才會如此說話時，就有了「教學相長」的碰撞火花，但是貝加度最後下的註解：「在還沒有學會掌握一個知識之前，就別先認定這個知識沒用。」卻也更清楚標示了教師的高度：即在充分的討論與表達之後，仍能堅定知識傳授的信念與方向。
同樣地，「自畫像」的自傳寫作也幾乎是所有作文課上都曾出現的題目，引導學生認識自己，解剖及表現自己，屬於啟發教學的一種，當多數人都還是規規矩矩用文字書寫時，貝加度卻能導引最不愛寫作的黑人學生蘇理曼完成以照片和圖說為主的影像版「自畫像」，那種教育的寬度與包容力，提供了另一聲極富啟發力量的歎息。
至於學期末的最後一堂課，要求學生反思過去這一年到底學到了什麼？則是青春換季之前的一次總體檢，在時間流逝之前，撿拾青春的刻痕，確定自己走過的足跡，其實是相當有力的一個句點，有人清楚，有人隨性，有人迷惘，每一個答案，都反應了人生的開放性，也悄悄在觀眾心中埋下一顆暗自發芽的種子：「你在中學，大學或人生的學堂上，到底又學到了什麼呢？」
但是《春風化雨》式的劇情內容只是清楚可見的電影血肉，《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真正骨架卻在於威權階級的探討，導演羅宏．康特花了相當篇幅介紹了老師的困惑與焦燥，特別是替學生打分數寫評語是由任課老師與校長一同參與，表面上是民主的形式，卻不時可以見到威權的專斷與偏執，以及最後總是要牽就形式就草草了結的作業流程。至於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同學評鑑會，導致評鑑結論「外洩」的火藥引線，老師措詞的不夠嚴謹引發了學生不滿，老師怒指同學態度輕賤，更引起軒然大波，怒火燎原之下，孰為因，孰為果，已然夾纏不清，人生真相的複雜度就在課堂上的小事件上完成了最完整的觀照與論述。
當然，老師的尊嚴重要？還是學生的發展重要？一直都是校園中翻轉滾動，結論因人而異的教育議題，要不要開除黑人學生蘇理曼的情節，經歷了課堂上的爭執，家長面對面的溝通，評議會上的辯駁，更是教學者與受教者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的一場慘烈拔河；曾經教過愛過的學生卻得在自己手上強迫轉學的曲折歷程，成為校園中最無奈的花開花落，但是《我和我的小鬼們》的視野寬度與高度也因此確立。
小鬼難纏，尤其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鬼最難帶，幾乎是中外老師都同意的教學現況，《我》片的眾家學生演員不但喚醒了觀眾的青春記憶，也再造了極其真實的寫實力量，因為真實，所以感人，因為真實，你才會訝異導演如何重現這樣的生命章節？因為真實，你才會驚佩《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編導演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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